中新网郑州12月9日电 (记者 韩章云)冬意正盛,正是金珠沙梨上市热销的时节。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中远有机农业研究所金珠沙梨种植基地,果农正忙着将一箱箱金珠沙梨搬运进车间。经过一体化作业加工,一颗颗金珠沙梨变成了开袋即食的鲜榨果汁,将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味蕾感受。
金珠沙梨丰收,果农笑开颜。孙丽丽 摄
金珠沙梨,外形椭圆饱满,通体金黄,咬一口,肉质酥脆细腻,汁液丰富,味道酸甜浓郁。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今已经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金珠沙梨,在30多年前还是藏在豫西深山人未知的野生沙梨。
“金珠沙梨原本是豫西大山里的野生沙梨,吃起来酸如梅,涩如生柿,只能入药,个头也只有葡萄粒那么大。”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金珠果协会会长李应贤介绍,在科研专家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他和团队从豫西深山中,用3年的时间收集到100多种野生沙梨标本,进行反复嫁接、对照、检验、实验、储藏,然后拿到市场上进行试销,历经14年,最终在1998年选定一个沙梨的新品种,定名为金珠沙梨。
经过选育改良的金珠沙梨,果肉酥脆多汁、酸甜适口,果实增大了3倍-5倍,具备市场流通价值。但是,对于21世纪初的市场而言,金珠沙梨还是新品种,市场认知度不高,曾一度滞销。
如何将金珠沙梨更高效地转化为商品,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成了摆在李应贤和种植户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远有机农业研究所的研发人员得知此情况后,迅速与李应贤进行对接。“那么好的沙梨,烂了扔掉特别可惜,我们有水果深加工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以及独特的销售模式,可以将沙梨加工成袋装鲜沙梨汁销售。”该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说。
果园里金珠沙梨硕果盈枝。孙丽丽 摄
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金珠沙梨最纯真的味道,从洛阳运送到郑州惠济区的金珠沙梨,通过产品众筹的模式进行销售。
经过多年发展,金珠沙梨的市场接受度越来越广,先后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A级绿色食品”,甚至出口至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地,广受海外市场欢迎。
而在洛阳当地,金珠沙梨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洛宁县马店镇镇长赵雯雪介绍,目前仅该镇金珠沙梨种植面积就有1.5万亩,盛果期,每亩的产量可达6000斤,平均每户农户每年依靠金珠沙梨能增收2万元。
从深山野果到果园新贵,再到深加工梨产品,金珠沙梨实现了华丽的蜕变,也带动了一条产业链,让果农品味到丰收的甜蜜。(完)
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日前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助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发展。欧盟对中国的需要远大于中国对欧盟需要,但多年来,欧洲经济为美国所累,外交政策也受美国裹挟,独立自主性不断减弱,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制约因素。
作者: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随着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人们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官方声明与讲话,分析影响中欧关系和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深层推动力。但要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还要追溯到1971年的8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再维持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固定汇率,标志着由美国自己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盟现在的商业模式正是为了应对从固定汇率制度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动荡过渡而形成的。中国的崛起及其与欧洲不断演变的关系,也需要放在同样的角度来审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洲货币与美元之间固定汇率制(即欧洲的美元化)能够稳定运行的前提,是美国对欧洲国家和日本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对欧洲保持净出口,那么注入欧洲的美元就最终将回流到美国。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持续性便难以维系。于是,美国秘密向欧洲和日本提出了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种模式——我称之为一场“黑暗交易”。这种“黑暗交易”很容易理解,美国在贸易逆差下,仍旧保持对欧洲和日本产品的高需求。作为回报,欧洲和日本自愿将利润投资于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由此,美元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了的“借据”,美国可以用它来购买欧洲和日本工厂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而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黑暗”的交易呢?因为它给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带来巨额财富,却永久性地压低了德国等欧洲净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还使欧洲其他地区陷入了缓慢的衰退,美国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萧条。
上世纪90年代,就在美国和欧盟陷入这种畸形的关系时,中国崛起了——它意外成为了美国主导的这场“黑暗交易”的受益者。这场“交易”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这样:美国将整条生产线搬到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用美元购买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则把挣到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金融部门,例如购买美国债券。那么美国会利用这些储蓄做什么呢?它会把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投资于世界各地的新资本设备。简而言之,美国“回收”了别人的钱,并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利润和租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回收”机制在2008年彻底崩溃。在欧洲和亚洲每天向美国注入数十亿美元利润的支持下,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家们不断堆高不可持续的赌注——美其名曰“结构性金融衍生品”,最终赌注倒塌,引发了金融海啸。随着雷曼兄弟的最先爆雷,一块块恶性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拖垮了整个欧美银行体系。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边为大多数人实行紧缩政策,另一边通过疯狂印钞来救助金融业及其大企业客户。结果是金融市场大幅复苏,但生产性资本投资崩溃,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昂贵的新商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工人阶级的萧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极右翼种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垮掉,要感谢两位“大救星”:第一要感谢它们央行的印钞机——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就是要感谢中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政府立即明智地增加了国内投资,用扩大内需弥补可能的外需损失。因此,中国没有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大举投资也为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以上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欧关系:欧盟需要中国远甚于中国需要欧盟,但欧盟对华关系受到美国的制约。须知欧盟本身的基础就有缺陷,这一缺陷早在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席卷欧洲之前就业已存在:欧盟与美国不同,美国拥有一个统辖全国的财政部、完全统一的银行体系,以及国家总体投资计划——当然,其中包括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巨额预算;但欧盟什么都没有。结果是,2008年之后,以希腊为开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而导致其投资水平降至本就不高的美国以下,更不要说跟中国比了。欧洲民众也过上了“苦日子”。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5年,我们来看结果。2008年,欧洲的国民总收入比美国高出10%;到2022年,美国反比欧洲高出26%。而且,欧洲人不仅总体上更“穷”,人均收入也比美国少了。更糟糕的是,自2009年以来,欧洲国家未能像中国或美国那样大力投资于未来技术,如电池、太阳能、微芯片和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对云计算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赋能其科技巨擘和数字金融转型,但欧洲却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虽然目前仍属于富裕经济体,但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数字支付系统的大规模增长,威胁到了以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全球支付体系,因此美国意欲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但却把欧洲也拖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欧洲原有的南北分歧基础上又增加了东西分歧,并极大地推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独立自主,使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难摆脱美国意志。总之,当欧洲领导人参加本届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他们选择立场的自由度将比以往少得多。欧洲已今非昔比,如果中欧关系受到制约,对双方人民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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